山是本来有的，水也本来就有的。山和水结合在一起，却需要缘分。所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，也有这种成分在里面。于是，山水人便有了一种奇妙的关系，听一个人的口音知道来自哪里，看一个人的面貌知道是哪一方山水滋养的结果。客家母亲河汀江，绵延六百里，江水流过三都（上都、中都、下都俗称三都，即来苏里），既是黄金水段，也是最为奇崛处。在绵长的江岸南侧，构成了三都历史不一样的风貌，形成了优雅的人文传统和尚武的刚劲之风并存的独特现象。2015年的初春，我踏进这片被称为鱼米之乡的沃土，成为她的子民，终于有机会亲近她、喜欢她，并诉之于文字。 

一江汀水，来苏里搅活千年上杭

春天的汀江最早是被野花吵醒的。废弃的码头，枯树的枝桠，零落岸边的旧船，都像远去的历史那般悄无声息。只有不知名的野草催开了嫩芽，然后冒出小小的花朵，紫罗兰、樱花红、粉桃红……不同颜色的花草纷纷扬扬地盛开起来。特别是江水退下之后的滩涂上，大片大片的野花仗着一场细细的春雨就放肆地怒放。直至春心荡漾的江水也激动起来，一点点地涨起涨起，将妖娆的花儿揽入怀中，久久不肯放开。

在我的眼中，历史和现实就如江水野草般纠结不清，不知唐宋，也不知春秋。汀江作为福建省四大河流之一，也是唯一流出外省入海的河流，被人称为海上丝绸之路的蓝色飘带。上杭正处于汀江的黄金水段，向来以“下河三千，上河八百”来形容汀江航运之繁华。下河即上杭以下至峰市的汀江段，这段汀江所处的南岸，历史上最早称为来苏里。后来，随着人口的增加和社会的繁荣，位于郭坊的这部分成为上杭县城所在地，于是有了在城里。而位于下河的红山、峰市段，由于峰市在汀江航运的独特优势，又从来苏里分出，成为溪南里，在民国时期更是成为峰市特种区。这样一梳理，我们很清楚地发现，来苏里在古代的很长一段时间内是上杭县境最重要的地区之一。汀江蜿蜒曲折，在客家向外迁徙和商贸往来中占据着主导地位，其作用不亚于现代的高速公路。来苏里无疑享受着这种优势，并在长达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得以成长发展。

义合寺的出现填补了我对来苏里认识的空白。据志书记载，唐光化年间(898—901)，有僧人绍基在来苏里建起一座义合寺，地点为现在中都中学的礼堂。上杭县志之《顾志》云：“为通都讲约之所，历宋元明，屡经修造。清乾隆十九年，中都众姓重修，立碑重修。”义合寺建立的时间之早，出乎我的意料之外。翻开上杭民国县志，义合寺的建立时间仅屈居上宝林院之后，比上杭建县时间早了将近百年，为上杭最早的一批寺院。可惜这座最古之迹，现在已被拆除建成了一座集会之礼堂，只留一条条刻满文字的青石板铺成一级级的台阶。当我踏在那些坚硬的石板上面，努力辨认一个个隽永的文字时，感到千余年的历史恍如眼前。义合寺之后，宋绍兴年间(1131—1161)，僧人妙传在来苏里上都建起禅林寺，成为来苏里第二座，也是民国县志记载的第十座寺院。两座寺院的建立，奠定了来苏里深厚的历史文化传统。佛教在当地的兴盛，表明汉文化的传播已经深入人心，人口数量和繁荣程度也应是居全县前列。而到宋末元初时期，整个上杭人口急剧增加，来苏里也奠定了现在村庄的基础。明清两代，来苏里的经济文化得到迅速发展，特别是借助汀江航道，成为南来北往的交通枢纽，许多村庄也因此繁华起来。现在我们走进福建省首批传统村落田背村，还可以看到明代的云霄阁、孔陂、祖祠保存完好，明代浒安寨、康宁寨、中兴寨等三座宏大的古寨遗址尚存，村内十几座大型土楼仍不失厚重精致。

绵绵边陲，三都成为客家迁徙通衢

从中都集镇沿着罗溪村、兴坊村就进入了广东梅州地界。梅州世称客都，是客家人从这里走向东南亚乃至世界各地的重要节点。而上杭作为客家祖地的核心区域，大量客家后裔从上杭往外迁徙，其中一条重要的途径就是通往梅州、潮州、韶关等地。汀江两岸聚居的客家人，沿着一条条山道蜿蜒曲折向外播迁，其中就有中都这条并不起眼的孔道。

从汀江最险滩之一的大沽滩公路通过，进入都康村，叶剑英元帅的祖籍地便在这里。据光绪年间族谱载，上杭叶氏始祖叶映玉（五郎）约生于宋末元初，由福建汀州府长汀县官前湖坑（今馆前镇复兴地）迁徙上杭县都古坊村冈头开基为一世祖，随后，其孙五一郎迁中都都康村开居，传至第八代为叶胜祖（千二郎），共生四子：叶日亨、叶日通、叶日达、叶日显。其中叶日通从都康迁广东省梅州的梅县开居，以铁匠为业，被广东雁洋叶氏尊称为由闽迁粤始祖。叶日通传四代为叶俊华、叶俊贤兄弟，又转迁到梅县的雁洋开居，叶俊贤传十七代为叶宜伟（字剑英），为共和国元帅。叶剑英是都康村叶日通的二十世孙，上杭叶映玉的二十八世孙。自1997年以来，叶帅家乡每年都有代表或组团来都康村寻根谒祖。至今留存在都康的叶氏宗祠上，清代原石“叶氏宗祠”石匾仍在，诉说着客家山村的非凡往事。据传，都康村在清朝时出了一门三秀才的佳话，其弟子给老师的祝寿联曰：有名士风三秀一门天下杰，真寿者相七旬世代炽而昌。这个人才辈出的小山村，由于与广东梅州的地缘关系，成为广东叶氏的发源地之一，如今是全国文明村，市级新农村建设示范村。

位于中都镇罗溪村琳坊自然村，也有一段非凡的往事。在江西修水县城，有一座远近闻名的“五杰广场”，为纪念陈氏家族的陈宝箴、陈三立、陈衡恪、陈寅恪、陈封怀五位客家名人而立。而这“五杰”的源头，竟与琳坊有关，因为他们的上祖就是从这里迁往修水的。这是一段尘封的往事。上杭客家人向义宁州（江西修水）的迁移，发生在清朝初年。义宁州地处江西省西部修河上游，清初因连年兵燹，时遭水旱灾害，死丧及逃难者甚多，大片抛荒田地无人耕种，该州亦颁布“奉谕招民”垦荒惠民政策。当时的知州班衣锦奉旨向广东、福建、赣南等处招民垦荒，上述各地客家人，热烈响应，有的携妻带子闻风而动，后以亲邻相邀，迁来人数逐年增多，至康熙末年大批迁入。陈公元，字腾远，号鲲池，上杭县中都琳坊（今中都镇罗溪村的一个自然村）人。清雍正庚戌年（1730年），与其兄公远、弟公升以及同乡何巨珍、何巨兰、邱尧林结伴迁往义宁州安乡十三都护仙坑，以种蓝靛为业，成为“棚民”，后来定居泰乡七都竹段，并生下“四子”，成为竹段开基的陈氏“四房”。陈公元移民义宁州100年后，陈氏后裔开始了一个神话般的传奇。陈宝箴（1831—1900年），字右铭，为陈腾远第四代裔孙，1895年任湖南巡抚，支持维新变法，向光绪帝推荐维新人才，在湘办新学兴新政，为全国封疆大吏中唯一支持和从事变法者。他领导的湖南新政在晚清史上影响很大，时人称为“义宁陈抚”。陈宝箴长子陈三立（1853—1937年），与谭嗣同一起被称为“维新四公子”，为清末民初同光体诗派领袖、诗坛泰斗，誉称“义宁公子”。陈三立长子陈衡恪（1876—1923年），字师曾，在金石书画界享有崇高声誉，为近代著名书画大家，誉称“义宁陈君”。陈三立三子陈寅恪（1890—1969年），著名教授，曾任中央文史馆副馆长，闻名海内外的史学大师，是我国现代史学界一代宗师，誉为“义宁之子”。陈衡恪次子陈封怀（1900—1993年），华南植物研究所所长，为我国植物园创始人之一。这样算来，义宁陈氏从陈宝箴始，一个家庭在短短的数十年间连续出现“四代五杰”。翻开《辞海》，陈宝箴、陈三立、陈衡恪、陈寅恪四人分立条目，一家三代祖孙四人享有如此殊荣者，在中外史上绝无仅有！与陈公元一样的中都客家人向义宁州移民已经300多年，当我们翻开这段历史的时候，仍可鲜活地感受到客家先辈筚路蓝缕的艰难历程，他们不屈不挠，奋力拼搏，在异域他乡写下了客家华章。

在三都区域，不仅仅是叶氏、陈氏有着从祖地向外播迁的历史，几乎每一个姓氏都有一段毕路蓝缕的向外播迁历程。三都片的大姓邱氏，最知名的莫过于出了著名诗人、教育家邱逢甲。邱逢甲的上祖就是从下都镇的黄坑迁到广东梅州蕉岭的。元仁宗延佑二年（1315年），祖居江西瑞金塘背的刘十郎、十一郎两兄弟为避祸乱，携妻挈子，来到田背定居，于是田背成为客家刘氏的祖地之一。像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。上杭一带的客家人最重要的向外播迁线路就是走向一山之隔的广东，在三都片绵延的群山中，先期来到的客家祖先，经历一段人丁兴旺之后，自然就向广东方向迁徙。先前提到从兴坊到达广东蕉岭的孔道就是其中一条客家迁徙线。正是如此，我们完全可以说，来苏里在漫长的客家迁徙史中，担任了客家通衢的重要角色。无论是随着浩荡汀水一路向南，还是翻越群山跨进粤地，来苏里都曾在客家先祖中留下难以磨灭的印记，留给客家后裔温暖的遥想。

客家沃土，中都一片崇文尚武之风

翻阅民国版《上杭县志》，明代来苏里共有进士1名，举人5名，其中武举1人；清代来苏里共有进士5名，其中武进士3名，举人48名，其中武举人20人。这些从乡土中走出的精英阶层，成为来苏里文化高峰的直接体现。这些中都的有志之士怀抱一腔热血，行走于庙堂之上，先天下之忧而忧，后天下之乐而乐，为民作想，为国分忧。他们虽为一介书生，却留下了荡气回肠的客家风骨。

林则徐虎门销烟是学习近代史的必修课，但大部分人不知道虎门销烟的促成者是中都人邓瀛。嘉庆九年（公元1804），邓瀛出生于中都镇仙村村，为道光九年（1829年）进士。道光十八年（1838年），他升任浙江道监察御史，上疏奏折颇多。道光十九年（1839年），林则徐在粤厉禁鸦片，缴烟土230多万斤，请解京核验得旨允准。邓瀛获悉高兴之余又认为广东距京路遥远，不仅劳民伤财，且沿途难免有偷漏抽换之弊，就上疏朝廷，建议就地销毁。道光帝深感邓瀛言之有理，立即下旨给林则徐，就地销毁鸦片，于是有了震惊中外的“虎门销烟”之壮举。道光二十三年（1844年）后，邓瀛历任安徽皖北道，皖南道兼宁国知府，许多冤错疑案经他明查暗访得以公正明判，他还严惩专事利用诉讼来诬告陷害善良、敲诈钱财、俗称“搭台”的歹徒，百姓颂曰：幸有我公“邓拆台”。安徽是个考验官员的地方。邓瀛在皖17年，面对战乱水旱交加频发，他筹兵勇独当一面障蔽苏浙，赈饥民无不殚精竭虑，时有云以一身关系东南半壁，以至积劳成疾。离任时百姓扶老携幼，焚香泣送，途为之塞。同治元年（1862年），一代名宦卒于湖南平江，年仅59。光绪三年（1877年），《安徽通志》列为名宦传记。 

近几年，我在阅读地方史时，常常思考上杭人的精神内核是什么？传统的观念都认为上杭人会写，所以有一种说法是“写不过上杭”，也许这仅仅是某个时期的观点。我觉得上杭人的精神中有一点很重要，那就是尚武精神，以武术作为表现形式的肝胆相照、豪气冲天、无所畏惧的男子汉精神。除了传统的诗书礼乐，平时用来防身健体的武术自清代开始以科举的形式走进人们的视野。根据郭启熹教授统计，清代一朝上杭获得武进士、武举人的数字尉为可观。整个闽西11县清代共有武进士42名，其中上杭21名，占据了半壁江山，特别是上杭丁锦堂成为武状元，更是令人瞩目。清代武举人中闽西共有460名，其中上杭161名，占三分之一还多。三都片或说来苏里，作为上杭极具代表性的区域，当然也不例外。明代一朝，上杭唯一的武举人就是来苏里的刘玠；清代来苏里共有武进士3名，武举人20名。由此可见，来苏里尚武之风的盛行。

位于中都镇的大沽滩，是客家祖地通往漳州和梅州的重要渡口，也成为南拳“五枚拳”的重要传承地。传说，五枚师太传人把自己的武功秘密传授给了安徽凤阳流浪艺人“花鼓娘子”。“花鼓娘子”与大沽滩畔的青年丘正元结为连理，丘正元遂得窥“五枚拳”真传。据悉，五枚拳是我国稀有的拳种之一，在中国武术的131个拳派中，与女性有关的拳派主要有五枚（梅）拳、永春白鹤拳、咏春拳和木兰拳四个。如今五枚拳在中原早已失传。而在闽粤赣三省因丘正元和他的弟子们的悉心传播，仍然被完整地保存下来。据《上杭文史资料》1989年第一期《清代武师丘正元》记载，丘正元还是厦门武术的祖师爷。在中都镇古基村，五枚拳是最重要的传承地之一。古基村位于大沽滩的交通要冲，为防身抗暴，村人习武成风，村里于1935年设立“武厂”，取名宝林厂。宝林厂设有“天地君亲师”禅位，旁有对联曰：“吞吐浮沉须用意；高低变化要专心。”横批为“一团和气”。据说武厂大门对联抄自少林寺：“要练成三关八法；切莫作一曝十寒。”横批是“苦练精功。”1982年，古基村组建了一支女子舞狮武术队，农家姑娘们的矫健身姿和高超的武术表演，常常令人如痴如醉。她们在全国省市的农民运动会上多次获得团体和个人最高奖项。2008年，五枚拳被确定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，丘正元的十一代嫡传弟子丘金莲是新一代五枚拳的杰出代表，她被评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五枚拳的传承人。

中都的尚武之风形成了他们硬朗、坚毅的品质，他们在时代的潮流面前不随波逐流，不畏缩不前，总能找准机遇，走出一条光明的大路。在和平年代的建设历程中，中都人以超前的胆识冲出大山，走向大江南北，继写着客家汉子的英雄风采。

李迎春，男，1974年11月生，上杭太拔院田人，为龙岩市作家协会副主席、上杭县文联副主席。自1990年代初开始文学创作，长诗《生命的高度》为福建省第一部获得中国作家协会重点扶持作品；校园剧《陈景润和他的老师》获全国第四届中小学文艺展演一等奖及优秀创作奖；电视专题片《诗意院田梦里老家》获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专题片类一等奖；中篇小说《大名府》获首届龙岩文艺山茶花奖一等奖、福建省优秀文学作品暨陈明玉作品奖二等奖；红色少年小说《红星别动队》由福建少儿出版社出版发行，入选福建省“暑假读一本好书”目录。

内容来源：李迎春微信公众号